我的大学生活是从一根小扁担开始的。
火热的夏天过去不久，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，是省内一所末流师范院校。比起那些到首都、进西南、下广州的同学，我等于在家门口上大学。但我还是认真准备起行程，毕竟，这是我第一次出“远”门。
父母是不可能送我去学校的。二三十元的盘缠，对于当时一个农村家庭，是一笔不算小的开支，能省尽量省。再者，在父母眼里，我比他们有文化，身材比他们高大，已经长大成人，可以单独飞出家门了。事实上，从未出过远门的我心理上还脆弱得像个孩童，心里惴惴不安。
我把所有的行李精简成一只旧皮箱和一床被窝。旧皮箱是当兵的哥哥淘汰下的，箱里塞满了衣物；被窝里也是实的，裹了棉鞋和我估计用得着的十几本书，比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等。面对这两件沉沉的行李，我想我应该拥有一根扁担。
一个农村家庭，不可能缺少扁担，既有可以挑得起二三百斤粮食的硬杠子一样的大扁担，又有弯弓似的走起路来会有节奏颤动的挑水扁担，还有宽宽的、弹性很好、通常女工挑塘泥用的毛竹扁担。这些扁担都不中我意，也不能拿了家里的给父母劳动带来不方便。我要拥有一根精致灵巧、适合我挑进大学校园的小扁担。
我选中屋后池塘边一株柳树，用斧头砍下，截取中间最直、粗细均匀的一段，约有一米二长，去了枝，皮也不剥，决定用它做我挑行李上大学的扁担。劳动经验丰富的母亲提醒我：圆的压肩，又会滚来滚去，不好挑，你去后庄请大爹帮刨一下！
家里香椅的抽屉中正好有半包“相思鸟”，大概是父亲帮人家忙得的，父亲不抽烟，一直搁在那儿。我拿上这半包烟，提着那根半成品扁担，去后庄找一位姓王的大爹帮忙。大爹是个老木匠，喜欢抽烟。
半包“相思鸟”的代价没有白费，上过刨子的柳木扁担变成了白花花的模样，扁扁的，中间粗，两头略窄。大爹还用铁钉在两端为我各钉了一个扣子，他说：既然是扁担，就要像扁担的样子，扁担一上肩会弯，没有扣子东西会往下滑，到时候活受罪。
持着这根漂亮、崭新的小扁担往回走的路上，我禁不住抡着它在头顶旋了几圈，那得意劲儿和英雄气概，就像打虎的武松握着哨棒。
就是这根特制的小扁担，挑着我的行李，也挑着一个农家子弟的梦想，把我送进了一座陌生的城市。到了那个城市的车站，有学兄学长在接站。他们把我送上学校的大巴，竟向我提出一个出乎意料的请求：你的扁担抬东西很方便，能不能先借给我们用一下？
那时我还没有学会拒绝，即使会，也不一定拒绝这个请求，因为他们那么看得起我的小扁担，称赞了它，希望借用它，在一个人地两疏的新环境，这已经给我带来极大的骄傲。人在骄傲的时候最容易做出轻率的决定。就这样，我连头也没来得及点一下，那几位学兄学长就拿走了我的小扁担。
我的小扁担自此没有再出现。
正式开学后，我曾问过一位有点眼熟、当时好像接我站的学兄：你们那天把我的小扁担呢？
小扁担？那位学兄似乎早忘了这事，支吾了半天，也没说清小扁担的下落。我知道，我的小扁担再也不会回来了。
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事。那时还很少有父母开着奔驰、宝马送子女入学。